“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，和平时差不多。”

    “晚饭喝酒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喝了一点儿，不过大家都喝了啊，也没喝醉。”

    “你为什么不留下来？”

    “哎，孩子们要睡觉啊，我公婆家也不大，没地方住这么多人。”

    “你回去后联系过周辉吗？”

    “没有，反正他也是住在那里，没什么可担心的，我就没给他打电话。”

    钟瑜想她是否真如所述时间离开看监控就能知道，应该没必要撒谎。至于其他的还要等法医、痕检的结果出来了才能进行进一步的问询，现在说多了反而会泄露过多的信息。

    “嗯，情况已经大概了解了，后续如果有需要我会再联系你的。你看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无论再怎么伤心难过人也回不来了，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查清事实，请不要听信那些谣言，也不要和无关的人讲起，总之会给你一个交待的。”钟瑜觉得自己每次说这种话都像电视剧里从抢救室里出来的医生，对外面满怀期待的家属说着“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”，换来对方的崩溃大哭。倒不是说做不到“尽力”，而是那句“交待”细品的话就会让人心生绝望，就算“交待”了又有什么用？死了的人不会活过来，犯罪的人不会重头来，说到底还是两败俱伤。

    “我能看看我老公吗？”范雨彤哭着问道。

    钟瑜摇摇头：“对不起，现在不行。”

    范雨彤听后又低下头去，双手覆脸，随即闷闷的哭声从掌心里传了出来。

    送走范雨彤后钟瑜去和林远、刘桐做了个简单的汇报，几个人讨论了一会儿，决定先找周玲了解下情况。

    因为按范雨彤的说法昨晚周玲和女儿应该是住在周水弟家的，但从监控上看她们在十二点左右离开了，这个可以称得上是“三更半夜”的时间非常诡异，很有必要问一问。

    而当周玲出现在队里时，钟瑜打量了几下这个梳妆整齐的女人便知道这个“必要”几乎可以说是“必须”了。

    周玲的神情太不自然了。

    其实就普通人而言，对后果严重、冲击强烈的事情撒谎是一很困难的事，尤其错综复杂、前途未卜的事情更是难度极高。你不知道要用震惊、疑惑、恐惧、安静等等中的哪一种情绪来表达才能不引人怀疑，而这种犹豫不决哪怕是用面无表情来掩饰，在行家眼里也会变成另一种昭然若揭。

    现在的周玲便是这样。

    其实都不用通过观察表情来猜测，单是从给周玲打电话通知她来队里问询时的反应看来，钟瑜就知道她一定脱不了关系——范雨彤那种“难以置信”的惊讶与悲痛是真情实感的，而周玲的则太假了，她甚至都没有质疑电话的真伪——现在冒充公安行骗的电话太多了，以至于绝大多数人接到问询时都是先骂一通“骗子”，要反反复复打好几次、甚至是要社区人员带着上门才肯相信。而周玲却直接说“好的”，仿佛早就料到会接到通知似的。

    “周玲，我们今天上午接到报案说富力新村有人被打身亡，到现场后经初步勘查死者确认是你哥哥周辉，”刘桐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，“你知道这事吗？”

    周玲坐在椅子上背挺的很直，但头却微微地歪在一边，双眼无神地看向地面，听见刘桐问话后才抬眼看向两人。

    “知道，我爸爸告诉我了。”周玲说话很慢，似乎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