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如说，明太祖建立的军户制度，只经过了短短几十年的发展，就出现了大量军户集体逃亡的现象。

    这个不是下道旨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。

    根源还是世袭的军官们，你上任侵吞五百亩，他上任蚕食一千亩，日积月累之下，军户们不逃，根本就活不下去。

    税制的改革，兹事体大，玉柱打算从最穷的甘肃和陕西开始执行新的税制。

    新的税制，一言以蔽之，二十亩以下的自耕农，尽可能的少收税，甚至是不收税。

    但是，20至100亩地，按照原来的税制执行。

    超过100亩地，地越多，征的税也就越重。

    而且，新的征税方式也改了，由上门收税，改为地主主动申报，朝廷派人下去抽查的方式。

    事实证明，无所不管，无所不包，管理成本必然大得受不了，民众的负担也极其之重。

    改为抽查制之后，由朝廷直接派人下去，根据地主的申报资料，进行详尽的核查。

    胆敢偷漏税款，也不杀人，只是罚款一万倍而已。

    比如说张举人家有良田万亩，他只要敢偷税一亩，万亩良田就必须改姓了。

    抽查嘛，也许五十年不来查你。但是，一旦查到你的头上，那就是一百多人一起去你家核查。

    只要定好了核查人员的奖惩措施，玉柱完全可以裁减掉西部穷县的绝大部分吸血鬼，税收也只可能多，而不可能少。

    让县衙少养差役，禁止县衙少折腾，就是藏富于民，此为治理西部的至要也！

    党争再起

    整个武昌府，其实分为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府城，另一部分则是朝廷官署所在的新城。

    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早有预见性，新城附近的荒地，全都被玉柱本人，趁着价格极低的时候，购买一空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新城附近方圆三十里以内的荒野和湖泊，都是皇帝的个人私产。

    这也就意味着，不管是谁，都不可能利用手中的特权，兼并或是侵吞新城周边的土地。

    若想买地建宅子，找谁都不管用，只能找皇帝购买。

    玉柱比谁都清楚，南都附近的土地，只可能越来越值钱，而且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。

    除了必须找皇帝买地之外，在新城内盖房子，都必须两层以上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原本的四合院，不管你是几进院子，都必须盖成两层楼以上。

    为什么这么做呢？

    因为，老北京的四合院，绝大部分都是一层的四合院，实在是太浪费土地资源了，不利于城市里的集约化发展。

    天朝的城市发展，有个鲜明的特点，即都城和省城，自带吸取别城资源的权力优势。

    比如说，前明时期，真定巡抚驻于真定之时，真定府就比河间府繁荣得多。

    进入新社会后，原本远不如开封的郑州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因为权力的磁吸效应，把开封挤兑成了旅游城市。

    当然了，也有例外，比如说泉州和深圳。

    为了提前解决将来的交通拥堵的痛点问题，玉柱提前规划好了新城的道路。

    新城的整体道路布局，呈密集的井字型。

    通俗的说，除了十纵十横的主干道之外，城内的任意一条街道，都是四通八达的活胡同，完全可以充当疏通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。

    大家都想买地造房子，马齐也不例外。

    “禀皇上，臣想多买点地，以便把京里的大家族，都安置过来。”马齐汇报完了公事之后，主动向玉柱提出了购地的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