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殿下、下官以为，水泥路应当用在更需要它的江南之地！”

    “陛下，殿下，臣附议……”

    “陛下，殿下，臣等附议。”

    当朱由检说要把水泥用在一京十一省的时候，大量江南官员坐不住了。

    他们之中不止是浙党人士，还有东林、齐王党。

    这些人一站出来，庙堂上瞬间就站出来了近四分之一的人，由此可见江南势力有多大。

    事关自己的名声，以及是否能讨好下面的士绅，惠利自己的家乡，容不得他们不站出来。

    这种局面下，按道理来说一京十一省的官员都应该站出来反驳才对，但他们并没有。

    相反不等他们站出来，许多官员便也跟着站出来作揖道：

    “殿下，最需要修路的实际上是湖广、江西、山东……”

    “下官附议，最需要修路的是湖广、江西、山东等纳粮大省。”

    “湖广、山东、江西，南直隶，北直隶，浙江……这可都是我朝赋税大省，理应先满足它们才对。”

    湖广、山东、江西等地的官员跳了出来，这么一来，朝堂上站出来的人接近五分之二。

    作为浙党领头羊的姚宗文虽然惧怕朱由检，但面对此情此景，他还是忍不住说道：

    “殿下，先不说别的，单单说赋税。”

    “去岁南直隶上缴田赋五百七十万石，盐茶酒等课税和杂项合计四百二十余万两，占据我朝五分之一的赋税。”

    “再说浙江，去岁上缴田赋三百二十五万石，盐茶酒等课税和杂项合计二百一十五万两。”

    “再说江西，田赋四百零六万石，各税入银二百二十九万两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山东、湖广、山东，山西，河南……”

    “这一京七省，占据我大明六成赋税，其次才是旧港、辽东、陕西、广东、福建、四川、河西、广西、北直隶、云南、贵州等一京十省。”

    “至于朵甘和瀛洲、交趾三省，户部暂时没有统计。”

    “由此可以看出，我朝若是兴修省道，完全可以先修占据赋税六成的一京七省，以及国朝所在的北直隶。”

    “至于灾民，他们则是可以先对原先的官道修葺，等到朝廷先满足了这两京七省，再修建这十三省之地。”

    姚宗文的话，如果单纯经济角度来说，那自然是先对两京七省修建更好。

    因为两京七省的省道修建，可以让地方赋税的损耗降低。

    这么看来、朝廷减少了损耗，官员拿到了名声，地方士绅和百姓享受了福利，似乎是一件一举三得的好事。

    然而朱由检要修一京十一省的省道，不仅仅是为了这简单的赈灾，他的目的是要均贫富。

    “单以赋税来论，自然轻松……”

    朱由检没有发火，而是心平气和的对着跳出来的百官们说道：

    “然而国朝要做的，不是以赋税，贫富来论高低，而是要均贫富，实现天下大同！”…

    朱由检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，因为他把“天下大同”搬出来了。

    天下大同，这可是儒家宣扬“人人为公”的理想社会，也是古代儒生的基本思想底框。

    “天下”是古人对世界的表达；“大同”出自《礼记》，指没有差异、没有战争，是“仁”的最终归途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早期的儒家，是制定的规则类似，但性质却不一样，朱元章的《大诰》里，针对百姓押官进京是有许多限制的，而朱由检没有。

    百官们面面相觑，一时间没有几个人敢出言反对，而朱由检见状则是转身对朱由校作揖道：

    “陛下，臣要说的说完了……”

    “既然完了，那就散朝吧……”朱由校闻言，也是一脸平澹的起身，并在起身后好似说家常一般道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