捡破烂的日子过得飞快，不知不觉街道两旁的银杏树也渐渐变得金黄，纷纷扬扬洒在地面，拖着跟我一般大的麻袋在路上行走，每行一步都能踩出咯吱咯吱的脆声，费力地举起麻袋，越过因拖行而堆积的一堆枯叶，再放下，继续拖行前进。

    初来乍到，我总是躲着警察，生怕被当作不明人员被抓进派出所，饿极累极时，脑海里“回家”的念头一闪而过，时间一久，我不再躲着警察，但也不会刻意找上门，况且警察也不是全天24小时满大街的巡逻，偶然在路上见到我也并没有预想中的那样将我带走，只是轻描淡写地打量一眼，仿佛我只是一个没有危险性的普通行人。

    晨间与夜晚冷得刺骨。

    前不久夏天的夜晚闷热难忍，蚊子、苍蝇和不知名的飞虫，还有吵了一整晚的知了，没完没了。现在耳朵不吵了，却冷得要命，深秋夜晚风大露浓，每天早上醒来棉絮又冷又破又chao，夜晚一天比一天难熬。

    现在觉得，夏天也挺好的。

    起码一觉起来不会被冻醒。

    已经有皮肤开始溃烂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也许是最近Yin天多雨，总是没完没了的下雨、下雨、下雨。

    每天都在祈祷雨快停下，每天都在祈祷快点出太阳，每天都在祈祷今天快点结束。

    可是，秋天过去了还有冬天。

    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死在冬天。

    她为什么不捡破烂？卖火柴又不能填饱肚子，捡破烂起码还有剩饭和小半块酸蛋糕吃。

    太冷了、太饿了、太困了。

    再然后我醒来，睁开眼全是白色，还以为自己终于死了，视线聚焦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病床，护士说我差点没被救过回来，又问有困难为什么不找警察。

    我懒得说话，张嘴啊啊啊几声。

    护士带着怜悯的眼神闭上了嘴，喂我了一份带甜味的粥。

    不过很快就被特意来诊断我嗓子的医生给戳穿了。

    之后我才知道送我进医院的是一个老警察，出任务时在大同广场的垃圾桶旁发现我的。

    老警察人很好，医生护士也很好，被子很暖和，肚子是饱的，身上的肿包也渐渐结痂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老警察和其他警察来看我之余还经常盘问，比如身世名字，家在哪里，父母叫什么，有没有兄弟姐妹。

    “我姓高……不对、不姓高，他们都我叫狗娃，住在高家村，啊？还能是哪？不是说了住高家村吗，还能叫什么地名？嗯……家里没电话，有玉米棒子。”我随口胡扯道，“爹死了，被钢板压死了，头和手脚都露在外面，像乌gui壳压下来那样死的，额…没见过，听他工友说的。”

    “难过啊，哭了好几天，眼睛差点瞎了…现在当然也伤心，但哭不出来了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被人拉上车，我不认识拉我上车的人，车里面有几个小孩，但是他们都睡着了，我也不认识他们。妈不知道去哪了，爹变成乌gui之前她就不见了，有nainai，妈还在的时候nainai就埋进土里了，爷爷？不知道长啥样，见过坟头……爷爷叫什么名字？爷爷的名字不就是爷爷吗？”

    “来这多久了？啊……好久了……四十天？四年？”

    “上过学，我站在窗外看村里的老师写粉笔字，站到麦子成熟的时候，学堂里也没人了。”

    半真半假、前言不搭后语，努力让自己不要露出破绽。

    我说了很多谎，爹没死，娘也活得好好的，nainai应该还活着，当然了，他们现在有没有活着我不清楚。

    不过家里确实有玉米棒子。

    可我都不能说，一旦实话实说，一定会被送回去。

    我宁可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死掉。

    似是而非的被拐卖情节，老警察应是信了。

    我的床位就在窗户边，窗外没什么好看的，外头坐轮椅老头老太最多，其次就是被搀扶到楼底花园散步到病号，我不喜欢看，偶尔会溜出病房，但也没什么好玩的，消毒水和药剂的味道只比垃圾桶好一点。

    当窗户外的楼底花园有人坐在石凳上吃饭时，老警察就会带着装满饭菜的大口缸来看我。

    伤口结疤快脱落前，他便把我领回家了。

    过了一个多月，老警察正式收养了我。

    这期间，我被带到警察局和福利院。去警局做了失踪人口登记，开始他打算把我送去福利院，但没爸没妈的小孩太多，说是福利院，不过只是两栋很小、破旧的三层楼房，只有楼前一块很小的空地，还被大铁门围住。空地窄的不够二十个小孩玩老鹰捉小鸡。

    院长蹲在我面前，满脸为难。

    他起身揉了一下我的头顶，对老警察说：“小孩太多了，唉……”

    老警察应该是考虑了很久，然后带我去福利院走个领养程序，最后带我去警局正式落户。户口本上，户主姓高。老警察早年离异，中年丧子，刚好今年快退休，又捡到我，恰好我也姓高，他觉得是个缘分。

    我不姓高，我骗他的。

    我父母双全，有三个兄长，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，由于我是超生，父母再也交不起罚款，是个黑户，连上学都没得上，村长看我可怜让我去村里的小学里跟着识字。

    本以为我会一辈子困在那，种地、堆粪肥、割麦、……直到有一天，村里来了几个衣着体面的外乡人。

    他们鼓动村民把孩子交给他们，以外国人口少钱多现在的话说就是劳动力缺失、薪资高为说辞，他们会把孩子送去外国学技术，学成后能留在当地工作生活，只要父母即监护人替孩子签字画押，他们就当场“预付定金”，按他们的说法是：提前预支一部分薪水给孩子的父母，按人头计算。到临行当天，清点确认人数后，再一一“补齐尾款”。唯一缺点是，出了国，年无法回家，只能国际电话联系。

    他们将国外的好处讲得天花乱坠，还在村里广场拉幕布投影，视频里的中国人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，背景是运作的流水线和机器。

    此后村里公告栏上贴满了中英夹杂的合同、公司介绍、外国地图、联系电话等，还贴有和穿西装的大胡子红头发、金头发、蓝眼睛、绿眼睛外国人的合影。

    那时的国际电话10元一分钟，还是有几个村民拨打过的，接电员说着一口听不懂的英语，很正宗，没人听得懂，也没人分辨真伪，毕竟他们连普通话都说得磕磕绊绊。

    村中教书老师提醒，这些外乡人专门找些大字不识的乡民，把他们偷渡去国外当黑工，人生地不熟、语言不通、信息障碍，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，工作待遇能有多好？

    没人感谢老师的提醒，反而嫌碍事，甚至会问他：“你有证据吗？”“他们都录像证明了怎么会是假的？”“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家娃出息？”“怕以后没人听你教书哇？”

    他们把老师关起来，以防他去报警。

    即使半信半疑，孩子多父母也大可自欺欺人，闭眼安慰自己的良心：国外有什么不好，这辈子能够出国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，总比种地强。

    还能少张要饭的嘴。

    以冠冕堂皇的借口贩卖多余的儿女。

    站在家庭边缘的孩子就这样被轻易抛弃，懵懵懂懂地坐上通往未知目的地的车辆。

    临行前母亲给我一个鼓鼓的小布袋，打开一看，全是过节才吃得到的白面馒头。我抬头望了一眼挂房梁的风干腊rou，慢吞吞地把那袋子馒头挂上脖子。

    我在家排行最小，又是男丁，理应备受宠爱，但很不幸，我诞生在庄稼收成最差的那一年，旱灾蝗灾也接踵而来，头顶还有三个哥哥，虽说不至于饿到吃观音土，但一家七口在那几年也没机会尝油水。

    加之出生后爹跟人同村人打架瞎了一只眼、nainai喂草料被驴啃掉一截小指、母亲在生我后留下后遗症，一干重活就头晕气喘心悸，半瞎子算命，说我命格煞，克亲朋。

    顶上几个哥哥，年纪都不大，可最会看父母脸色的就是亲生孩子，在那几年乱成一团的家中，对我同样也是不冷不热。

    他们都没有理由留下我。

    三辆面包车挤满了穿着新衣服的小孩，每辆车光后备箱就有三四个小孩，有小孩才上车就哭着闹着回家，被父母劝了回去。

    村里的狗对我很热情，村长和老师他们也很好，我有点舍不得。

    我对村子最后的印象就是村口结满糯米花的大树，视野中树变得像糯米花的花串一般大时，车子拐了个弯，之后的便是一望无尽的黄土路。

    山路弯曲，车时不时颠簸一阵，密闭的空间中味道各异，有鱼干、鸡蛋、大饼的味道，我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怀里的馒头也冷了，可我完全不饿。

    想吐。

    咬紧牙关忍到半夜，小孩都睡着了，昏沉之际听到火机咔擦声，接着就是听道驾驶座那边的人对话：

    “今年收成好呐！”

    收成？他们不是工厂工作的么，怎么说起种地了？

    “26个，不错，可以换两辆车。”

    26是什么？车里就只有我身旁的一小堆杂物，里面是外乡人的生活用品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什么？

    我感觉很不妙。

    憋屎憋尿很辛苦，他们每天会停几次车，让我们在路边集体解决生理问题，乡下孩子不讲究，随便个小水沟就能尿，几个年纪大点的女孩会钻进有个头高的草堆中遮遮掩掩的解决。

    趁这段放风时间，村里的所有小孩基本都会下车，外乡人也同样下了车，他们身上体面的着装接连几天都没有换，有些邋遢，此时他们其中两个放完水回来换岗，嘴里叼着烟，眯着眼面朝聚集的小孩，我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，可那种眼神，就像庄稼汉农忙结束抽着草烟蹲在土堆上，放空或是盘算，静静注视耕种完的麦田。

    心头一股寒噤有涌起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种恐惧的具体来源，只是一种直觉，让我下意识的数了数村里小孩。

    20、21…25个，还差一个……

    我低下头，发现粗布鞋上爬着一只蚱蜢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再次上的车，等回过神，车已经行驶在路上了，手里冷硬的馒头不知何时被我掰成碎渣。

    车再一次停了，前一辆面包车上两个外乡人下了车，再打开倒怪有意思，再次抬起头，才发觉窗户外头的天已是红彤彤一片，铁锅炒菜的咣当声和油烟一同飘入房间，啪地把书合上，转头问四眼：“没别的吗？”

    他掏出《知音》递过来：“没有了，我只买了两本。”

    “第一次见你买杂志。”以前一起去书店，只见过他买教辅资料。

    “火车站报刊亭买的，怕路上无聊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时候，”我翻看杂志出版日期，本月第一周，“我怎么没见你买？”

    “那时你去上厕所了。”

    “噢，”我翻两页，合上书，“啥玩意啊这是，买《意林》都比这强。”

    “我很少看杂志，不清楚哪些比较好看。”他解释。

    “这类杂志，就算你贴屁股上我都一眼不带瞟的。”我将书还给他，吐槽道，“买什么不好，偏偏买这种酸了吧唧的书。”

    “老师推荐的，对写作和理解很有帮助。高中课程很难，细碎的需要串联的知识点很多，稍微放松就容易跟不上，语文已经是最轻松的了。”四眼一本正经道，“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，平时上课不认真，考试前才突击复习。”

    我翻身滚进床的最里边靠墙处，头埋进枕头，捂着不存在的紧箍咒：“师傅别念了别念了！我还小！我才初中毕业，我要快乐暑假！”

    “就要念，”床侧棉絮垫凹陷下去，他跪在我身侧，将枕头抽走，“你再不用心，是很难考上好大学的。”

    我无所谓：“随便，考不上就算了，专科三本也凑合。”

    他躺在我身边，扭过头来，轻声道：“你不想和我考一个大学么？”

    我沉默一瞬，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，上大学仿佛离我还很远，在此之前我从未认真预想过：“那也要考得上。”

    “试试吧，”他说，“你看，你连市里最好的高中都能考进。”

    我补充：“吊车尾进的。”我的模拟考成绩不算差，进普通高中绰绰有余，但四眼硬是每天坚持抽时间给我补习刷题划重点，在最后三个月的努力中，生拉硬拽地将我拉进了市重点。

    他很轻地拽一下我的手，很快又收了回去：“试试吧，高亦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想和你分开。”

    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。

    心里腾然升起恐慌，那种感觉，像是放学前一刻，你坐在教室里，胸口不明缘由的窒息，体表感到闷热，于是你抬头看向窗外，天空中覆满了厚重的乌云，太阳被完全遮盖，你却能轻易看见远处那微小的屋脊，世界暗沉得好似末日来临，那是台风的前兆，不幸的是，你没有带伞。

    你即将面对暴雨、飓风、积水的道路、慌乱的人群与车流，你可以选择长久的困在教室里，你能做的只有忍受饥饿、困乏与等待。

    只不过是轻飘飘的一句话而已，只不过是我的邻居兼同校同学，躺在一张床上对我说不想和我分开。

    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“我当然……也不想。”

    我转过来，避开他的眼睛，视线盯住他流畅的下颌：“可以后的事谁说得准？连天气预报预告第二天都没准过几次。高考，太远了。”

    “再说了，不一定非得考一个学校才能一块玩，真想见面，十天半个月约个时间不成吗？”

    他的嘴唇抿起，唇角一副向下的幅度，随即又微微张开，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能保证我们可以考进同一个城市吗？”

    “当然不能，”我撇过身子，视线被灰白色的墙占领，“还是那句话，未来谁说得准。”

    背后的视线仿佛凝成实质。

    “高亦，”他说，“你就是个胆小鬼。”

    晚饭并不难吃，舌头很快适应了咸度，我心平气和地发挥平时的吃饭水准，没有多吃也没有少吃。

    四眼说他没胃口，自个儿留在屋里头看书，也是，碰上中午那事，要还吃得下叫才奇怪。

    饭后借座机向老高报告小灵通不幸遇难的事件，电话那头老高没心没肺的笑呵呵地，说等下次出远门再买一个新的。

    挂断电话，我走出客厅，夏日昼长，此时天还是一片敞亮。外婆外公坐在路对面的厨房门前剥毛豆，我走过去，抓一把毛豆跟着剥起来。

    外公：“娃儿，明天想吃煮毛豆还是炒毛豆？”

    “都成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没有‘都成’，选一个。”

    “他不挑得勒，吃口好得很，饭桌上我就没见他筷子避过什么，”外婆笑咪咪地，朝门内努努嘴，“嘴刁的是那个。”

    四眼确实嘴刁，黄瓜只吃生的，炒的煮的一律不碰；汤圆只吃黑芝麻馅，吃到夹着碎花生的，虽然不吐出来，但绝对不吃下一个；饺子也是，大葱猪rou不吃，韭菜猪rou能吃，但必须蘸醋才下得了口；馒头不会干吃，要配豆浆或牛nai才咽得下去……嘴挑成这样，他不瘦谁瘦，难为他妈把他拉扯这么大。

    回到房间，屋子是暗的，唯一的光源来自书桌前的铁窗，四眼靠坐在我白天坐过床头位置，借着窗外即将暗沉天光翻看杂志。

    转头电风扇被他放凳子上，每次快吹到他，气流就会掀起一绺额发，眉心的胎记印子越来越淡，昏暗的室内下完全看不出来。

    我拽了一下开关线，橙黄的灯光亮起。

    “黑成这样还看，眼睛不要了？”

    四眼被强光刺眼，眯着眼睛含混说：“天还亮着。”

    我走到他旁边，一屁股坐上床：“我看你是想改名斗鸡眼是吧？”

    他放下杂志：“还看得清的。”

    “噢，了不得，”我故作夸张，“你那眼镜还带夜视？哪配的？我也想一整副。”

    他笑起来，随即很快收敛。

    “你总是这样。”他突兀地说。

    我问：“哪样？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，也从不放在心上。”